一九六六年八月一日至十二日，在北京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体会议。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和首都高等院校部分代表列席了会议。

会间，毛泽东和刘少奇为各自的观点进行了辩解。为了证明各自的正确，他们在群众中进行了大量的活动。

刘少奇选择了北京建筑工程学院蹲点。这个学院是在北京市高 等院校中最早形成对立局面的学校，问题比较多，情况比较复杂。刘少奇试图按照“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时制定的“中共八条”精神，用“试验开小会来解决矛盾”。此间，刘少奇就工作组问题和学生运动问题多次讲话，讲话精神基本上是他前一阶段对这些问题的看法。王光美则继续在清华大学活动。然而，由于整个形势的影响，他们的工作显得那样苍白无力，缺乏气氛。

毛泽东认为，应该用公开的、大规模的轰轰烈烈的运动形式，依靠更广大的群众，制造气氛。

八月四日，康生、江青出席了北京大学举行的批判以张承先为首 的工作组大会，并作了蛊惑人心的讲话。同日，陈伯达等人到清华大 学参加批判以王光美为首的工作组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会， 为蒯大富公开平了反。

八月五日，毛泽东在中南海大院贴出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大字报写道：全国第二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 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啊！请同志们重读一遍这张大字报和这个评 论。可是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 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到一九六二年的右倾和一九六四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

让我们回顾一下历史。一九六二年八月，毛泽东亲自主持召开的 北戴河会议，实际上是对年初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的扩大的工作会议 (即七千人大会）的否定，北戴河会议批判的所谓“单干风”、“投降风”等右倾表现，实际上是针对刘少奇的。

一九六四年底至一九六五年初，为纠正“四清”运动中打击面过宽的所谓形“左”实右路线而制定的“二十三条”，又是指向王光美一九六四年参加“四清”的桃园经验的。

在工作组问题上，虽然中央有许多人赞同刘少奇的做法，但是大字报中点出了新账、旧账一起算。这显然是针对刘少奇的。

毛泽东使用了大字报这种非常手段，无疑等于向全国人民宣告，他的大字报就是炮打刘少奇这个司令部的。刘少奇孤立了。

在借用群众力量的基础上，八月八日，八届十中全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

就是通过《十六条》的这天，林彪在接见中央文革时作了长篇讲 话。他说，“这次文化大革命最高司令是毛主席”。“毛主席又把局面扭转过来了，不然，文化大革命运动就会夭折、中断。资产阶级就会占优势，我们就要打败仗。”这段话，或许能从一个方面证明，毛泽东为扭转刘少奇所造成的“文化大革命”的局面，亦即为了通过《十六条》，确实做过相当艰苦的努力。

通过《十六条》的第二天，全国各地主要报纸在头版头条以套红大字标题全文刊登了《十六条》。在各种宣传工具的鼓动下，欢呼的人群，报喜的人流，涌向了各省市委机关所在地。北京有组织的群众川流不息地到设在中南海西门附近的中共中央群众接待站庆贺。锣鼓 声，口号声，“毛主席万岁！”的呼声响成一片。激情的场面显出了群众对毛泽东的敬仰，居住在中南海里的人也为之震动。

八月十日晚七时十五分，毛泽东独自来到中共中央群众接待站， 接见前来庆贺的群众。当激情满怀的群众看见毛泽东出现在眼前，听见他说：“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时，全身的血液都沸腾了。千万双手尽力地伸着，希望能碰一碰毛泽东那神圣的身躯，更希望能和他握握手。

当毛泽东被群众簇拥着登上接待站讲台，连声说道：“同志们好！同志们好！”，那种情绪，那种场面，用鼎沸这个词也难以形容，直到警卫人员赶到接待站将毛泽东请回中南海后，人群仍在继续翻滚，闻讯赶来的大批群众更增加了那儿的温度。

第二天《人民日报》用大红标题和激动人心的言辞报道了毛泽东 会见群众的场面，以此表明了毛泽东在中国人民心目中的地位。这种 地位是任何力量都动摇不了的。

在群众情绪的支持下，在林彪的协助下，中共中央八届十中全会 于八月十二日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体会 议公报》。《公报》中说：“毛泽东同志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毛泽东思想是在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全党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

在此后不久的中央领导人露面的报道中，刘少奇的名字排到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陶铸、陈伯达、邓小平、康生之后。从原来的第二位降到了第八位。显然，八届十一中全会对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委员做了组织上的调整。最明显的是：林彪的权利上升了，刘少奇的权利下降了。